从反对传统到走向世界：中国宗教问题的不同面向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场彻底的转变已经开始。激进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承诺比以前更加淡化了，且伴随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增长的权力、繁荣以及自信，对中国传统遗产、宗教习惯和伦理的自我诋毁和反对已

从反对传统到走向世界：中国宗教问题的不同面向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场彻底的转变已经开始。激进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承诺比以前更加淡化了，且伴随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增长的权力、繁荣以及自信，对中国传统遗产、宗教习惯和伦理的自我诋毁和反对已经减少，以至出现了对其更为积极的认同。单纯对经济增长的着迷正在让位于对生活的精神质量，无限制的物质主义引发了对其道德后果的关注，这引发了中国精英对逐渐增长且形式多样的宗教信仰的真诚思考，不论这种宗教是来自中国还是海外。

针对宗教信仰的历次意识形态斗争已持续了一个世纪，也曾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支持，如今这一斗争正在平息。而且在一个世纪的幸存、抵抗、适应、改造和复兴后，现存于当代中国的、多种形式的宗教力量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同她自身、同世界以及同宗教的关系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变革。曾有无数我们熟悉的有关现代化、世俗化的论述与回应，但随着新世纪的发展，这种论述的效应只会越来越小。虽然我们还无法指出，下一种论述将是什么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宗教问题可被分解为五个不同的问题，这五个问题其实自十九世纪末就已出现，并依然如一个世纪前一样尖锐。

第一个问题事关宗教、现代性和世俗化——一个欧洲人在启蒙时代就开始询问自己的问题：如何相应缩减宗教对文化和社会的支配地位，以便解放人类心智，并开启现代化的长征。在二十世纪早期，该问题似乎已经在西方得到解决——宗教的作用被限制在家庭和个人主体性等私人领域，以及通过传教和参与教育、慈善来达成老弱病残、殖民地居民等弱势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宗教、科学和迷信的范畴如何划分，以至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论和学科基础，都根植于此问题及现代化和世俗化与之相应的设想方案。宇宙观、神学、知识、教育、仪式、道德、自我教养、具有神性的时间和地点、政治正当性、健康、慈善……这些社会生活各要素的权威，已由逐渐分化的政府、宗教和科学制度各自主导。

这同样是中国改革者在二十世纪早期提出的问题及其范畴，这些改革者追问道，中国如何才能够遵循现代化的路线，打破中国传统和迷信的枷锁？但是，他们接下来则要面临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图景，其组织形式极不同于欧洲，但现代性观念却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切割了现实，而且，它的强加已被证明是个棘手问题：被排除出宗教领域的概念和实践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迅速而出人意料地转变成救赎团体、政治乌托邦主义、气功运动等形式。作为在传统、西方意识形态、既有社会结构间不断协调的历史产物，中国社会的现代政治体制——不论是民国的、殖民地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建立了对文化生活各要素的诸制度性分配。且由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各种不匹配总是不断出现，第一个“世俗化”问题也就难以解决。

第三个，而且是更为尖锐的问题出现了。宗教制度往往具有与正统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社会结构，不论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对非现世目标的关注。对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在宗教仍将继续存在的过渡阶段，如何创造出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一致的宗教制度？

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信仰的衰落，反而，它正在快速发展。世俗化这一原初问题重新展开了；伴随着民间宗教、气功、儒教运动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健康、科学、教育、慈善或文化遗产等领域的再度利用，第二个关乎中国传统的问题再度出现；而第三个问题——宗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问题——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消失；此外，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全球化的快速步伐，中国的宗教团体逐渐与国际网络接轨，并开创了跨国的空间。

中国已被连接到一个充满尖锐宗教冲突的世界中。“宗教问题”现在不独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且是个全球问题，这一全球维度正是中国面临的第四个宗教问题。

在一个后现代世界中，宗教和现代化的问题不再能够清晰地解决——世俗化理论受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增长且自信的宗教虔诚的挑战。宗教领域的问题同样已在西方出现，与此伴随的则是国定教会的衰落、非制度化的宗教信仰的增长，以及对非西方历史和经验的逐渐增长的感知。伴随跨国宗教网络和组织逐渐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扮演重要角色，且这些网络或组织并非简单地与国家甚或文化边界相符，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假设已被削弱，宗教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问题已无处不在。

最后，第五个问题是提给一个变幻不定的社会情境中的、有关宗教的个人、团体和制度的：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全球喧哗之后，社会整合的原初基础已不再是宗教，而已是世俗化的政治、官僚体制和经济结构。那么，在文化、休闲、健康和心理疗法的市场上，宗教是否将成为待售的、商品化的典藏品？它是否会让自己被借用为事关地方的、族群的或者全国的认同建构计划的符号和仪式的来源？它是否将在国家提供社会服务时扮演一个辅助角色，或力求重构公共领域？它是否将提议对世俗价值的激烈批判，进而导致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它是否将建构社会关系的替代性形式，这一新形式将根植于市场和国家的逻辑，但依然与此有所区别？甚或在世俗权威软弱的地方，它是否会企图在一个神圣基础上重建社会？

中国的宗教问题已不再纯粹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冲突的问题，也不是变革的制度结构内宗教的地位问题，而其实是在一个紧密联系但却极不稳固的全球社会的社会建构和制度整合中，宗教自身的角色问题。现在，中国的宗教问题将展现在全球社会面前，中国正在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不断崛起的角色。由于它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扩张中的经济影响以及正在出现的文化影响，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社会的宗教结构中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现在我们还仅能向世界确切展示它本身尚未解决的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