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谷隐寺为襄阳佛教名刹，其始建时代则未有定说，近年有人依据方志，强调其与释道安的关系，传为晋宁康时所建，此说值得商榷。 据《谷隐寺释道安在襄阳弘法事业的发展》： 据乾
襄阳谷隐寺为襄阳佛教名刹，其始建时代则未有定说，近年有人依据方志，强调其与释道安的关系，传为晋宁康时所建，此说值得商榷。
据《谷隐寺——释道安在襄阳弘法事业的发展》：
据乾隆《襄阳府志》记载：“谷隐寺，城(襄阳城)东南谷隐山，晋宁康中建，峰峦环抱，竹树萧疏，寺之清幽者也，习凿齿栖隐于此。”晋宁康中谁建的谷隐寺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又查了明代天顺版《襄阳府志》，谷隐寺为“晋宁康间僧道安创建”。这样，我们便把探访谷隐寺作为寻觅释道安大师在襄阳踪迹的重要活动之一。因为，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谷隐寺是释道安大师在襄阳所建的寺庙现存较为完好的遗址。
依照此说，将谷隐寺与释道安联系起来，最早的出处便是明天顺《襄阳府志》，清代方志依之。其谓东晋宁康间（373-375）道安创建了谷隐寺。看来最早的说法是在明朝，这一说法究竟是否可靠呢？
强调谷隐寺早出，是出于其与道安的关系，而强调由道安创建，也是所谓宁康间建，二者是相互论证、互为因果的。《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可见其居襄阳十五载，早期史料只提到两所寺院，先白马而后檀溪，根本没有其与谷隐关联的记载，连谷隐的名字都未提及。
非但《高僧传》，在唐朝以前的史料中，都没有出现过谷隐寺。
据《岘山谷隐寺探幽》：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唐代襄阳著名山水诗人孟浩然家住谷隐寺对面的观音阁一带，写过13首关于习家池的诗，写过26首和襄阳佛教、道教交往的诗歌，描写过龙泉寺、龙兴寺、凤林寺、景空寺、鹿门寺、岘山寺、精思观、岘山观等，唯独没有提到过谷隐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答案很简单，因为在孟浩然（689-740）的时代，谷隐寺尚未出现，他当然不可能提到。
据《庞居士语录》卷一：
居士访谷隐道者。隐问曰：“谁？”士竖起杖子。隐曰：“莫是上上机么？”士抛下杖子。隐无语。士曰：“只知上上机，不觉上上事。”隐曰：“作么生是上上事？”士拈起杖子。隐曰：“不得草草。”士曰：“可怜强作主宰。”隐曰：“有一机人，不要拈槌竖拂，亦不用对答言辞。居士若逢，如何则是？”士曰：“何处逢？”隐把住，士乃曰：“莫这便是否？”蓦面便唾。隐无语。士与一颂曰：“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愁。可怜谷隐孜禅伯，被唾如今见亦羞。”
这是谷隐首次见乎典籍，庞蕴居士（？-808）晚年居于襄汉，并于此终老。
据《景德传灯录》卷八：
元和中北游襄汉，随处而居，或凤岭鹿门，或鄽市闾巷。初住东岩，后居郭西小舍。一女名灵照，常随制竹漉篱，令鬻之，以供朝夕。
庞居士北游襄汉，时间应当在贞元末期，因为他在此地活动甚久，与很多老宿有交往，若是元和三年（808）父女一起入灭，为时过短。
庞居士在襄阳并无固定住所，或住凤岭、鹿门山寺之中，或住市井闾巷俗间。凤岭即是凤凰山，邻近谷隐寺，相传还有庞居士岩，应当是他所住的东岩。谷隐道者孜禅师，是已知的谷隐寺最早住持者，其师承不详，可能和石林和尚、松山和尚、本溪和尚等一样，都是庞居士同门，皆为马祖道一门人，故庞居士对其也不客气。
据《联灯会要》卷二十五：
襄州鹿门处真禅师(凡二)
师问韶国师：“近离甚处？”云：“谷隐。夜宿庞居士岩。”
这是曹山门人鹿门处真与德韶国师的一桩公案，表明庞居士与孜禅师关系密切，庞居士岩就在谷隐寺附近。
谷隐孜禅师为谷隐寺的开创者，庞居士尊之为禅伯，看来他是年高有德的师兄，其创建谷隐寺当在大历贞元年间。元稹（779-831）大约元和五年（810）所作《醮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有“贪过谷隐寺，留读岘山碑”之句，他与庞居士同时而稍后，是文人中第一个提到谷隐寺者。
如此始建于中唐时期的谷隐寺不仅与道安没有任何关系，在古寺众多的襄阳也难入前列。然而有人将其与更早的寺院联系起来，视之为早期寺院的后身。
据《岘山谷隐寺探幽》：
从相关史料中得知，景空寺原来叫禅居寺，又叫白马寺，晋安王为释法聪造，隋改为景空寺。从孟浩然的《齿坐呈山南诸隐》“习公有遗坐，高在白云陲。樵子不见识，山僧赏自知。”看，唐朝时谷隐寺仍在。从孟浩然《游景空寺兰若》：“龙象经行处，山腰度石关。屡迷青嶂合，时爱绿萝闲。宴息花林下，高谈竹屿间。寥寥隔麈事，疑是入鸡山。”以及《过景空寺故融公兰若》：“池上青莲宇，林间白马泉。故人成异物，过客独潸然。既礼新松塔，还寻旧石筵。平生竹如意，犹挂草堂前。”来看，景空寺在白马山即今日谷隐寺无疑。
此说将谷隐寺与梁代的禅居寺联系起来，以为原为一寺，这一观点可能有问题。
据《续高僧传》卷十六《法聪传》：
因至襄阳伞盖山白马泉，筑室方丈，以为栖心之宅，入谷两所置兰若舍。今巡山者，尚识故基焉。……遂表奏闻，下勅为造禅居寺。聪不往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摛，就所住处造灵泉寺。周朝改为静林，隋又改为景空，大唐仍于隋号。
如此梁晋安王上表为法聪所造寺名禅居寺，然而此寺法聪并未去住，也不在其住处，后来又勅徐摛就其所住造灵泉寺，此寺周朝改名静林，隋朝名为景空，唐朝沿用未改，因此景空寺的前身为灵泉寺，不是禅居寺。又称景空寺又叫白马寺，不知根据何在。
那么景空寺究竟是不是谷隐寺的前身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白居易有《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诗，表明在谷隐寺创建之后，景空寺仍然存在，可见二者并非同一个寺院，只是位置比较接近而已。
景空寺围绕灵泉而建，是在半山腰上，故孟浩然称“龙象经行处，山腰度石关”，白居易称“不与人境接，寺门开向山”，这与建在山谷的谷隐寺显然并非同处。
据《天圣广灯录》，谷隐寺在宋代又被称为虎溪，显然是因为虎溪从其旁边流过，进入汉江，王维《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碑铭》称“身塔不出虎溪，泪碑有同羊岘”，表明虎溪距岘首山不远，后来广德寺有“地接隆中鹫岭千峰云叠嶂、塔悬汉江虎溪一派水环流”之联，更加形象细致地说明了虎溪流入汉江的胜境。孟浩然有“日暮辞远公，虎溪相送出”之句，看来他对虎溪是相当熟悉的，但他并未将虎溪与谷隐寺联系起来，看来当时谷隐寺确实尚不存在。孟浩然所居之涧南园就在附近，在他卒后，其墓碑于后世被移至谷隐寺，按说他与谷隐寺是很有缘份的，他无一语道及谷隐，表明当时谷隐寺确实尚未建立。
将建于中唐的谷隐寺与道安联系起来，实属牵强，究其所据，或许与曾巩诗中有“丹楼依碧殿，夐出道安林”之句有关。其实此句是说谷隐寺的楼阁佛殿高大雄壮，迥然立于道安林之上。道安林，是指寺前的一片树林，当时名为道安林，以纪念道安大师，下文又有“习池抱邻曲，虚窗漱清音”之句，表明道安林、习池都在谷隐寺附近。单凭此句，无法证明道安开创了谷隐寺。道安所居的白马寺就在邻近，故将旁边的树林命名为道安林十分正常。然而，后世或许由此受到启发，误认为道安与谷隐寺有关。其实当时道安居襄阳十五年，踪迹遍于岘山及襄阳城，后世常常以其名字命名山林，除道安林外，还有道安岩，在延庆寺食堂之东，不能由此认定延庆寺也是道安创建。
总之，谷隐寺是建于中唐时期的名寺，虽然后世名德辈出，但在创建时间上并不算早，不仅比不上白马寺、檀溪寺，也比凤林寺（大兴国寺）、禅居寺、灵泉寺（景空寺）、遍学寺、岘石寺（洞山普乐寺）等晚出。
